衔檐

零杂细碎

我家已经从老屋搬出来住进新屋很久很久了。

新屋是当年我大姑妈挑的砂石，二姑妈混的水泥，我爷爷砌的砖。起的是四层的水泥房，做水电和硬装时凿水泥的声响如天雷，我父亲那时候高考，在老屋里听新屋的声音，爷爷并不认为高考有多重要，只觉得赶快搬出老屋更重要。于是父亲最终在嘈杂中用遗憾填满了高考卷。

那时回老家，我对老屋又好奇又惧怕，喜欢站在楼梯上不眨眼的盯着那茅草和瓦叠出来的屋顶，那些碎瓦杂草上又在阴雨时长出蘑菇，爬满青苔，再生新芽，我很想去那上面数个究竟，但又总念起吓唬人的故事，老觉得里头有会挠床板，一口吃掉我的神鬼。

那是黄泥和了细草打出来的泥房子，碎石和泥土胶合在一起，时不时有冒出来的干草，像荒原上的两点芜茗。

从踏进去就似乎已与外界分划两地，老屋遮天蔽日，里头黑得离奇。凹凸不平的黄土地面，黑暗中若隐若现的房梁，以及焦黑的木质家具。空气中是木质的气息，那是它们主人的呢喃与叹息，它们恪尽职守，于岁月中驻守了太久，最终好似又生了根在此地，如今沉淀了人们不愿去读懂的感情。

最初老屋里是两家人。一家是我们家，另一家是十八嫂他们家。

十八嫂虽然喊作嫂，但其实她同我爷爷一个大小，只不过是因为我爷爷的爷爷在他们那辈年龄小，这一代代错落下来，就以致于我们全家辈分在宗族亲戚中都大的情景了。

说起这个来一点都不夸张，我侄女结婚时我是被抱着参与的，我侄孙满月酒时我弟弟还没出生，现实版的“叔叔被侄子打哭”。

十八嫂他们家先从老屋里搬了出去。因为她的儿子赶了打工热潮随了时代涌进城市中，一下就起了四层高楼，就在老屋后门一出的地方。

而我爷爷那时候有四个孩子要养，还有自己父亲的一干兄弟也需要孝敬，穷得叮当响。那年头都是煮了面条当菜来送饭，二姑妈端面时摔过一回，面条铺了地板都舍不得丢，抓回了碗里拌了黄泥也可以下饭。

直到后来，大姑妈开了摊子卖了菜，二姑妈开了小商铺，我爷爷这才有了起房子的底气。

只不过那年年底我们家还是买了块很肥的腊肉挂房梁，谁要出去拜年，就拿它抹抹脸，油光满面的，见人都威风。

老屋在两家人都搬走之后，沉默地伫立在两家新屋之间。它矮小，灰黄，与身边两个巨人构成了一个“凹”字。

但其实两家都与老屋十分近，不若就说是倚靠着老屋起的新屋都不过分。我小时候学着烧火盆时，便是一脚顶着老屋的黄泥墙，一脚踩在我家侧门的门槛上生的火，松针点燃的味道和着冷风从两家中间的窄道钻进肺里，浸透我的五脏六腑。

虽说两家都已经不住在一起了，但祭祀仍然是两家一起到老屋进行。每年过年时便带了烧肉白切鸡果酒去到那黑黢黢的老屋中，扫去案桌上一年的灰，点上红蜡烛和香，在墙前叠好黄纸，奠三次酒后离去。

老屋的墙上有栈道式的悬廊，是摇摇欲坠的木楼梯向上通，栈道上是木神像与碑位，供奉人是要上去祭拜才成的。栈道两头都有，只不过另一边通上去的楼梯朽烂了，要去拜只能走过房梁才能过去。

老屋里神奇得很，似乎可以吞噬一切光亮。我小时候胆小，那三把三根红蜡烛点亮的只有豆大，香又把老屋填得云雾缭绕。大人们要上栈道祭拜，而我害怕不敢上去，又不敢留在地上，就算他们留了所有的手电筒给我，我也觉得照亮不了我身边任何一个地方。我闭着眼睛大喊大叫，又哭又闹，祈祷他们能快点结束带我离开。

等我又再大一点了，我有了胆量上楼，黑暗之中，我在房梁摸到了一串铜板。

“这是镇邪用的。”

十八嫂说道，她手很快，从上面解了一个铜板下来，塞到我的手里。

“也许你用不上，但拿着总是好的。你带在身上，也能辟邪。”

算命的说我命重，杀破狼占得差不多，算凶的一种。说来怪，我从小未受过鬼神之犯，偶尔一两件事也只是天眼未愈罢了。打小身体不好，大疾小病不断，命硬着从鬼门关打了好几个转又安然无恙的回来了。我还特别招老人和小孩喜欢，是那种“一眼缘”，据说是他们认为我身边鬼神不近，干净。

我本人就很辟邪镇鬼了，送一个小小的铜板，像是无用的玩意了。

我们两家关系很好。每年我家收莲藕和马蹄时，都是十八嫂家闲时，每到这时十八嫂都会来帮忙。马蹄要去了皮价格才卖的好，那时可没有刨刀这种说法，十八嫂是拿着一把短柴刀削的皮。她这个外家人竟然因此练成了个快手。

过年回家时，两家也是一同打白糍粑。下力气的是我堂哥阿韬与他们家小儿子阿炜，不过经常是打到一半两人便偷去了大排档。年夜饭后的酒局与牌局，也是我们两家的聚会，大人们忙着搓牌与拼酒，我们拉着手在老屋边上点跳猫，摔板炮，数着鸣响的花火，跨过年关。

我特别喜欢吃年糕，是那种红糖年糕。在那个时候做一回红糖年糕，光灶台的火就得亮十个小时以上。大人们要忙，于是我在柴房里看火。

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天哥。

那个时候天哥还没一岁大，才在黑黑的柴房里见到我就伸手要我抱，不抱就闹；不见我就哭，见我就笑。后来会说话了，一口一个“小娘仔小娘仔”的叫，恨不得变成小件，被我收在口袋里带走。

我坐在那看火，他也就陪着我看，于是我便就这着炉口烤白糍粑哄他吃，就着灰火埋下红薯，等到年糕快蒸好时，那些红薯也刚好烤到流油。

每次送天哥回去都要路过老屋里，其实我很害怕，始终没有胆量探查它一遍，每次都是抱着天哥跑着去，又跑着回，生怕慢一步就万劫不复。

但还没有等到我能仔细看看它，它便先没落了。

那年我家遭了盗贼，阿韬守在门口睡。那是一个暴雨夜，只听一声巨响，惊醒的阿韬打开手电一照：银光闪闪的雨幕中，老屋终于拥抱了它的母亲——大地。

我回去的时候，已经被清理干净了，只剩下了四面的泥墙角。

就连最后的泥墙角，也被父亲挖了打红薯窑，里边窑了三只十八嫂的老母鸡，招待我们这些城里回来的“稀罕客”。

我看着敞亮的那一方土地，恍惚不已。原来隔离天日的老屋，也不过就是靠了这二十多平方米的地方养育了两家人。

老屋曾经的地方很快就被十八嫂用石板铺平了，挨着自家在平板上搭了窝棚，里边做了灶台和摩托车篷。我家也因为柴房失修，在那搭了灶台，后来因为父亲带回来的现代化灶台闲置了。

再后来，我家要修房子了，老屋所在的旧址也就成了最大的争议，两家老人没谈拢，于是我回去时桌上连个谈起十八嫂家的人都没有了。那时我望着十八嫂家门前的玩具汽车，掐着时间数天哥什么时候会来。

但他再也没有来过了。

父亲似乎是不甘心，他去了十八嫂家一趟，一天后才回来，脸也一天没有表情。

从那以后他们便形同陌路，像从未熟络过有过过往一般。他们极有默契的，也不觉得突兀与奇怪，似乎这段关系有或没有，也从来不重要。

但我仍然觉得白糍粑还是昨夜烤的，天哥是我才哄走的；此时喝醉的阿炜被阿韬扛回来，在家里呼呼大睡；十八嫂在我家火盆前，夸我的火烧得不错。

魂悸魄动之间，我竟然站到了多年前的那个暴雨夜，看着那老屋颓圮，分崩离析，土崩瓦解，最终于沉寂中死去，我看着那一片废墟，喉头苦涩，竟一个字也出不来。

多年前的那个暴雨夜，所有人都醒来了。但似乎如今被惊动的只有我一个人。

但或许是也只是我是唯一一个看向老屋，看向那片废墟的人，而其他人，都又再闭上眼睛，裹紧了被子，希望能过了这一个雨夜。

他们三缄其口，沉默不语，以此埋葬了那段烟火。这一切又一切，似乎只在我这里被记得了。

而在我才记事的弟弟那，更是从来如此。

只有命轻了些的他手上的那串辟邪手链上，那一枚铜板，与我记得那座老屋。

才听说的，十八嫂上街买菜，掉了东西，我大姑妈唤她提醒，她只沉默着拣了东西，闭了眼睛，转身，走向回他们家的路。